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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成家。有不少比我好的女同志......" 记得当我收到他1992年初

2019-10-02 08:24 来源:香辣盆盆虾网 作者:图瓦卢剧 点击:590次

  记得当我收到他1992年初,你应该成首次寄给我那份精心包裹,你应该成蓝色封皮的手稿《岛国余话》(出单行本时改题为《樱花岛国余话》),我读之,即不能放下。这份十多万字手稿,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该作首次独家刊于《传记文学》杂志1992年第一、第二期)论文笔,早年在清华大学时,就有人赞扬他文字风格清新、隽永(一说是俊秀、朴实),果然名不虚传。而读他的新作,我更要说,他是宝刀未老。

有不少比我刘心武创作《班主任》(1)好的女同志刘心武创作《班主任》(2)

  

刘真随后是作协武汉分会专业作者。但在60年代,你应该成她回到了河北保定,你应该成这贴近她惯熟的北方农村,自然对她的写作更为有利。1961、1962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文艺界重申贯彻双百方针,创作气氛比较宽松,这为有才能的作家,提供了创造佳作的机会。刘真有时到北京来,与我们编辑部的人混得更熟了。她经见的多,感受多,对我们几乎无话不谈,说起来妙趣横生,小说组的人都喜欢听她讲。当然她对创作问题有自己的抱负,也有忧虑。她觉得禁区还是不少,主要是接触生活中的真实矛盾比较困难,不敢放手写,“因为总有人挑毛病,动不动给作家扣大帽子,谁受得了?”我们对她说,现实问题不大好写,可以先放下,你还是写你最拿手的你自己战争中亲历的故事吧。刘真这篇将近两万字的小说《春大姐》,有不少比我写的是当年正在热心办初级农业社的北方农村一个女青年破除封建陋习,有不少比我坚持恋爱自由,实现婚姻自主,带头推动社会移风易俗的故事。被严文井、葛洛拍板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8期小说头条。我作为发稿人,也是最先读到小说手稿的人之一。女作者刘真的字,写得不算工整,甚至有的笔画还有点歪歪扭扭。但我惊异的是她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她对各种农村人物的描写,从有旧意识的老年人、老媒婆,到土改后成长的一代男女青年,相当从容有致,风趣、传神,某些故事情节使人想起她的老师赵树理。无可否认小说有模仿老师的痕迹;但也显示了她非常熟悉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这决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观察、积累所得,所以下笔才如此轻松、活泼、自如。当然从小说看,她也是个天生的讲故事能手。后来葛洛告诉我们,你们别小看了刘真,她虽说还是个年轻人,也算是我们二野部队最年轻的小老干部呢,她从小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经历了,在冀南平原,在太行山里。她文化程度不高,但生活阅历丰富,并且聪敏好学,有表达才能,所以能写小说。《春大姐》写得不错,经过了老赵指点,可以说它是目下青年作家反映现实生活难得的一篇佳作。相信她以后还会出作品,也会写得更好。柳青还有一个特点便是爱文学之心与爱人民之心水乳交融在一起。他是以文学来为他热爱的人民服务。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痛痒,好的女同志关心人民事业的兴盛发展,好的女同志这正是他纯洁心灵中最本质的东西,正是他的赤子之心所在。这一点,我觉得他的某些行为有些像老托尔斯泰(据我所知他是一位熟读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对他有很深的影响的中国作家)。我去看他的那年他刚刚把《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一万六千多元全部捐给他所在的王曲公社,作为工业基建费用。他说:“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让它给社员办件有益的事吧。”而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891年公开宣布放弃1881年后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十分热心参加救济遭受饥荒灾难的俄罗斯人民,为他们设立食堂,主持募捐。1961年皇甫公社牲畜管理不善,死亡骤增,柳青与饲养员座谈,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交由饲养员、干部、群众讨论后油印下发。最后还经长安县政府印成插图小册子,发给全县饲养员。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曾花数年时间写成一部供平民用的《启蒙读本》。1972年柳青身在缧绁之中,听老家来人讲起陕北高原连年干旱、人民生活遭受艰难的状况,还以不忍之心写成“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他说,“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901年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直言批评东正教,而被宗教院“开除教籍”。柳青和托翁虽说时代及出身的阶级不同,但都属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啊!

  

你应该成柳青和孙犁(1)有不少比我柳青和孙犁(2)

  

好的女同志柳青和孙犁(3)

柳青和孙犁是我非常尊敬的两位作家。我尊敬他们不慕荣利,你应该成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园地里耕耘不息。尊敬他们高洁的人品、文品。谁也想不到,有不少比我几个月后,有不少比我耿龙祥却因这篇短短两千多字的小说,而被划为右派!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耿龙祥这篇小说,顶多也不过是讲了点“逆耳”的忠言。但1957年,文艺界确有不少忠心耿介之士因在小说、报告文学中进了逆耳忠言而遭重罚,发表唯一一篇小说《改选》的李国文是这样。而小鬼出身、写了唯一一个短篇的区委书记耿龙祥也是这样。小说才二千多字,有人曾跟耿龙祥开玩笑,你挨了二十多年苦役,平均一百个字罚你一年苦役,你进忠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我曾冷静客观地为耿龙祥设想一番:假如当初《人民文学》不请他进京改稿、写稿,他不沾文艺界的边呢?耿龙祥这位精明、能干的区委书记,说不定不仅不会被划为右派,且仕途“看好”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像耿龙祥这类“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不管处在什么岗位,他这种“忧”和“热”总要表现出来的,他展露的忠言总是有点“逆耳”的,这就难讨所有人喜欢,说不定躲过了反右扩大化,也难躲其他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呢!

谁也想像不到,好的女同志白桦和公刘这两个早熟的,好的女同志受共产党革命思想培育,人民共和国造就的众人瞩目的一代青年作家,后来几十年的命运竟是非常坎坷,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谁知几个月后风云骤变。反“右”开始了,你应该成王莹的稿子,你应该成领导觉得无需申述任何理由便令我退回给作者。次年初,王莹长期患难相共的丈夫、30年代的老党员谢和赓同志不幸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北大荒劳改。王莹便迁至香山乡下,租了几间农舍,孤寂地住着,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莹。

谁知有好事者向上写信。两个人给中央宣传部写了信,有不少比我一个给报纸投了稿。其中一个写信人是部队知名诗人。作为编辑,有不少比我我和他有过浅浅的接触,其人决非一个古板的人;相反,具备一般文人的自由心性和相当的浪漫气质。与他在一起待过、与我共事的作家,不止一个人称赞过他的才华。但我也知道,那一两年他正处于“倒霉”的时刻。当然,倒霉嘛,谁都可能遇到的,其原因不必细考。但他的神经很正常。出人意外的是他也参与向上写了信。信中,他们以革命大批判的眼光反映了迎春晚会的情况。也许,他们是想对“晚会”做一次严肃的批评,并且让管文艺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该受批评的迎春晚会。但他们恐怕也难以料到,一根小小导火索会引来漫天大火;火势将延烧到几乎每个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包括他们自己头上。谁知俞林“执政”不足三月,好的女同志1957年9月,好的女同志外交部给作家协会来了个通知,俞林已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因关系已转到《人民文学》,由作协、《人民文学》进行组织处理。这消息对于《人民文学》的人———俞林的下级和同事,登时无异于晴天霹雳,又像是一场有震感的地震。对于我来说更如此,我尊敬的老师,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怎么会是“右派”呢?而且刚刚被安排“反击右派”的人,怎么是“右派”呢?

作者:智利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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